|
湘西和沈从文 | ||||||
|
| ||||||
|
作者:商金林 来自:湖南旅游港 点击:165658 时间:2008-2-12 | ||||||
|
假如我们能比较多地了解沈从文：他的传奇的经历，他独到的人生感悟，他的“心与梦”，那就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，读出他作品的“好处”来。 1，我们对湘西还比较陌生，需要尽可能多的了解湘西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，有汉族、土家族、苗族、回族、壮族等41个民族。湘西是土家族、苗族聚集的地方。自然风光雄浑壮阔，苍秀奇绝。凤凰县城坐落在湘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位于沅水上游的沱江之畔，襟山带水，小巧玲珑。是个苗汉杂处的小小山城。窄窄的街巷，清一色的石板路。房屋大都是砖木结构，青瓦玄墙，还有那相传是由巢居演变而来的吊脚楼，显得极为古朴。凤凰县城有坚固的石头城门。从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一类作品里可以知道，这城门维护着的是一方神秘的天地，在这里演出过无数悲壮凄楚的故事。1920年前后，凤凰城里的居民不过五千，而正规兵士却有七千。周围山山岭岭的历史，宗教的种种潜流都汇拢到这个小小的山城。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，侠义与巫术、强暴与善良、野性与剽悍、封闭的愚昧使这个山城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浓郁的血腥味。湘西民族性中确有凶狠，野蛮，好斗的一面。另一方面，这里的民风又极淳朴，人们正直，忠诚，爱美，认真，特别“圣洁”。不会说谎，不会作伪，沈从文在很多作品中也写到这些，例如短篇《巧秀和冬生》。 巧秀家住在溪口，妈妈23岁就守了寡，那时巧秀还不到两岁。巧秀妈年轻，跟黄罗寨的打虎匠偷情，被族人拿住了，族里人觉得受到了侮辱，要惩罚打虎匠。所谓惩罚，原本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打一打就算了，但是族长不同意，一定要严惩。巧秀妈未出嫁时，族长曾经想要她做儿媳，巧秀妈不同意，因为族长的儿子是跛子。后来族长又想调戏她，被巧秀妈骂了一顿。为了泄私愤，族长让人当着巧秀妈的面，把打虎匠的双脚捶断。打虎匠被抬回黄罗寨时，巧秀妈跟着要去黄罗寨伺候他，族长大为震怒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为了维护本族的名誉面子，决定把巧秀妈“沉潭”（沈从文《月下小景——新十日谈之序曲》中称这是“魔鬼的习俗”，“古代的规矩”），免得黄罗寨人看不起他们。他们把她的衣服脱光，绑起来，脖子上挂上一个石磨，推到船上。船向长潭划去，她一声不吭。小船划到了最深的地方，一位年长的族人问她：“有什么话嘱咐？”她想了想，低声说：“三表哥，做点好事，不要把我的女儿掐死喔，那是人家的香火！长大了，不要报仇，就够了！”话刚说完，冷不防一下子就被掀下水了。你看她多么正直，对她死去的丈夫，对打虎匠，对整个族里的人。沈从文很多作品里都写到这样正直的人，有的人都要被枪毙了，还给家人讲，我还欠别人的桐油，一定要还。了解了这些人性纯朴的一面，才能更好地把握沈从文的作品。现在的凤凰县也还比较淳朴，漫步在凤凰街头，可以看到商贩和店主不会漫天要价，买主也不好意思讨价还价。据当地警察说，凤凰城社会风气好，当地人不做违法乱纪的事，发生的刑事案件大多是外地人干的。在沈从文生活的青少年时代，这里的民风更淳朴。 我们今天谈起沈从文小说中描写的湘西世界，往往说是浪漫的传奇、童话故事，好象都是虚构出来的。大家都知道《边城》（生活书店，1934年10月初版），有人说《边城》所写的是“乌托邦”，“诺亚方舟”，“君子国”，是“世外桃源”。说《边城》小说中“人与环境都是作者编造出来的”，“是作者主观头脑的产物”。话说得相当肯定。沈从文说他小说纪录的人事包含了两个部分：一是社会现象，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；一是梦的现象，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活动。（沈从文《短篇小说》，《文集》第12卷。）既然写“社会现象”，当然就有一定的真实性，有蓝本，有原形。例如《边城》中的“茶峒”就确有其地，现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桃垣县管辖，是一个乡政府所在的小镇，当地人叫它“茶洞”。“茶洞”是苗语的音读，意思是“山边的一块平地”。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“边城”，是巴蜀边隅万年古镇，位于湘、黔、渝三省交界处。“茶洞”依山凭水筑城，近山的一面，城墙如一条长蛇，缘山蜿蜒；临水的一面，荡漾着渡船。这条河叫酉水。河这边是湖南，过了河就是四川（现属重庆），贵州（两省的山是联系在一起的），当地人戏称为“一脚踏三省”。沈从文就是以这里为蓝本创作了不朽名作《边城》，蜚声中外。相传翠翠住的楼房还在，沈从文写作的小楼还在，码头还是当年的码头，过渡的依然是当年那个样式的渡船。“茶洞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七十年前沈从文笔下的风情。假如我们对曾经养育过沈从文的湘西这片大地有较深入地了解，我们也许会更清晰地看到沈从文作品的源头——是湘西这一个“野蛮而神秘；有奇花异草与野人神话的地方”孕育了沈从文。虽说沈从文的作品中也兼有“梦的现象”，但这里所说的“梦的现象”大概指的是：“以新的形，尤其以新的色写出他自己的世界”，而其中蕴积和躁动的依然是湘西的“魂灵”，烙下的依然是湘西社会浓重的“胎记”，就连沈从文的偏爱和依恋，也都是湘西大地哺育出来的。 例如沈从文爱“水”，引水为知己。在《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》（《文集》第11卷）和《从文小说选集•题记》（1957年3月——7月）中，一味地赞美水对他的帮助、启迪、教育、陶冶和鼓励： 到15岁以后，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分开。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。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水发生关系。……从汤汤流水上，我明白了多少人事，学会了多少知识，见识了多少世界！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面上扩大的。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，或对于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，必依赖这一条河水。 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……我学会思索，认识美，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。 水教给我粘合卑微生的平凡哀乐，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，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，以及超越普通个人的功利得失，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。 生活中，当然会有人骂“水”，如穷山恶水、污泥浊水、拖泥带水、水性杨花，水货，等等。但更多的是赞美水。水有“智”、“礼”、“勇”、“德”等儒家所崇尚的伦理品德。孔子说：曾说过：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”关于“智者乐水”，汉初，韩婴在《韩诗外传》中有一段解释： 夫水者缘理而行，不遗小，似有智者；重而下，似有礼者；蹈深不疑，似有勇者，障防而清，似知命者；历险至远，似有德者。天地以成，万物以生，国家以宁，万事以平，此智者所于水也。 沈从文对“水”的认识和体悟，似乎比韩婴的解释还要丰富和深刻一些。他说，“水”给了我“对于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”，培养了我“孤独的心情”，“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”，且“放大了我的人格”。沈从文在《我的写作和水的关系》中说： （1922年夏天）我离开了那条河流（湘西辰河），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。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，常用船上水上为背景。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，全是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。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，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。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，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的人的言语太多了。 小说中的故事，故事中人物的性格，文字中的忧郁气氛，文字的风格，都源自湘西辰河。都来自“水”上，是“水”营造了沈从文，营造了他的小说。沈从文的这些描述，都是由衷之言。湘西群山环抱，奇峰挺秀，风景优美。另一个方面，湘西地处湘黔边境，交通闭塞，出门靠的是“河”，湘西的“河”，其实就是我们脚下的“路”。在湘西“水”显得格外重要。沈从文从“水”中学到的不仅仅是做人必须要有的“一种水的素质”：“孤独一点”、自然一点、随意一点、通脱一点；还从“水”上走出了凤凰城，认识外部的世界，看到了各地的“乡村人事”，“人民的爱恶哀乐”“生活感情的式样”。我们如有机会到湘西看看，就会理解沈从文对“水”的感情，对沈从文的作品与湘西大地的关系也会有更深刻的感悟，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欣赏会有多方面的启迪。 2， 我们对沈从文还知之甚少 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说，我们（指家里人）不了解他，研究者也不了他，他的朋友也不了解他。这话大概也是有感而发的。我们对一个作家了解得太少，是会影响到对他作品的阅读的。郁达夫曾经说过：“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。”这话可能有点太绝对了，但它突出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，强调要认识作家这个“人”。沈从文的祖父叫沈洪富，曾经当过贵州的提督（最高军事长官）。父亲沈宗嗣也曾当过军官，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，他镇守大沽炮台失守了，丢了官回家乡行医。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，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。沈从文家中兄弟姐妹九人，沈从文在男孩中居第二，同胞弟妹全都叫他“二哥”。沈从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凤凰县城度过的，他的故居保存完好。读过沈从文自传的人都知道，沈从文自幼调皮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叫“顽劣”，和他的一帮伙伴们爬树、打架斗殴、偷人家的萝卜水果吃，斗蟋蟀，以至上赌摊赌钱。沈从文的“顽劣”，大概是受了当时湘西社会的“野性”、“骠悍”、以及游侠精神影响所致。也正是因为沈从文从小“顽劣”，不受拘束，且日益放肆，逃学撒谎，使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非常灰心。母亲也想不出处置他的好办法，便过早地让他进县预备兵的技术班，接受训练。时间大概是1916年，沈从文才14岁，刚刚小学毕业。所谓的预备兵技术训练，学的是翻筋斗，打藤牌，舞长矛，耍齐眉棍，1917年正式参加部队（土著部队）。从1917年到1922年的五年间，沈从文在川、湘、鄂、黔四省边界部队里，经历了各种残酷的演绎。他所在的部队，杀人就数以万计。所谓清乡剿匪，实际上是依惯例杀人，拿血腥敲诈。沈从文也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例如1920年，沈从文所在的部队，在鄂西来凤县遇到当地“神兵”的偷袭，仅仅一个夜晚，全部被砍尽杀绝。沈从文因身体瘦小，得以留守阮陵，侥幸留生。沈从文这些残酷的传奇的经历，使他过早地咀嚼到人生和社会的滋味。在那个年代，所谓前途，所谓命运，转瞬间就会一切成空。生命之途，有太多的偶然和意外，只有雄健的，顽强的抗争，珍惜生命，才能无怨无悔。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不要压抑，不要浪费，甚至不要犹豫彷徨，要勇于面对自我，敢于实现自我，真实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沈从文的生命意识，就是在这样自然、残酷，然而又是最本质的教育中树立起来的。沈从文在1986年写的《自我评述》（《光明日报》1988年5月29日）中说： 小时因太玩劣爱逃学，小学刚毕业，就被送到土著军队中当兵，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 荡了五年。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，我同士兵、农民、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，亲身体味到他们悲惨的生活，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，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痛苦怕人生活，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。一九二二年“五四”运动余波到达湘西，我受到新书报影响，苦苦思索了四天，决心要自己掌握命运，毅然离开家乡，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，从此就如我在《从文自传》中所说，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，来学习那课永远学不尽的“人生”了。 从这篇自述中可以看出，五年的行伍生涯，对沈从文来说影响太大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的生活中充满疑问，都得我自己去寻找解答。我要知道的太多，而我所知道的又太少。”沈从文所急的不仅仅是“要自己掌握命运”，而是着眼于“这个社会必须重新安排”的思考。 我有幸在沈从文先生晚年见过他，他给我的印象太好了，那么渊博、慈祥、谦让。再回头看他青少年时代的照片就很有意思。美国学者金介甫写的《沈从文传》中刊登了二帧，一是沈从文小学时代的照片；一是1922年上北京前在湖南保靖拍的照片。就照片说照片，第一帧可说是不驯服的顽童，第二帧可说是粗野蛮横的青年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”（《烛虚•五》1939年5月5日）。这本书中还刊登了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照片，最早的一张是1932年在青岛拍的。照片上的沈从文俊秀潇洒，笑得非常可爱。与1922年在湖南保靖拍的照片相隔仅仅十年，但焕然一新，没有一点相似或相近的迹象。“变”得有点奇异。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，想升学读书，立志“从文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“一个浪子缩手皈心”（《水云——我怎么创造故事，故事怎么创造我》），甚至可以是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他在“求学”“从文”这条道路上忍受的苦闷、经历的艰辛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他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，由一个土著部队的文书、屠宰收税员，变成了大学教授、知名作家。这个过程、这个飞跃决不是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之类的套话所能阐释的。从照片上的面相、气质神采所发生的“蜕变”看来，沈从文历经的是一场“脱胎换骨”的改造，尽管沈从文一直说他是“乡下人”、“乡巴佬”。这“乡下人”、“乡巴佬”主要指的是他身上始终保留着湘西人正直、纯朴、无私、爱美的品格，以及他热爱湘西大地的情结，骨子里坚守着作为一个乡下人所特有的审美情操和道德理想。那么，是什么导致了沈从文的“蜕变”，使得他“脱胎换骨”，我以为很可能还是沈从文自己所说的——他“自己的心与梦”。这“心与梦”，是沈从文作品的底蕴，或者说是亮点，集中地表现为对于“人性”的思考，对于“优美、健康、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”的思考，对于“生命哲学”的思考。 表面上看，沈从文忌讳谈政治，忌讳谈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。他在《从文小说习作选•代序》中说：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“思想”，有“血”有“泪”，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，人物语言上，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，目录上。你们要的故事多容易办！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。我存心放弃你们……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。你们所要的“思想”，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。 1982年5月，沈从文在吉首大学演讲时，有一位教师提问：“沈先生，你《边城》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？”沈从文听了这个提问，竟流露几分惶惑的神色，说：“不，不，我从来不懂得他们所说的那个‘主题思想’，我写作不兴那个，想写就写起来了，写到感觉应该停住也就停住了。”“想写就写起来了，写到感觉应该停住就停住了”这两句话很重要，可见沈从文的创作都是有感而发，不是抽象概念的演绎。沈从文到底“想写”什么呢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一点狂妄想象”。他在《从文小说习作选集•代序》中说：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，那可不是我。我只想造希腊小庙。选山地作 基础，用坚硬石头堆砌它。精致，结实，匀称，形体虽小而不纤巧，是我理想的建筑。这神庙供奉的是“人性”。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“人生的形式”，一种“优美，健康，自然，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。我……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中几个愚夫俗子，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，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，为人类“爱”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。 沈从文还说过：“发现美接近美不仅仅使人愉快，而且使人严肃，因为俨然与神对面！”（《看云录》）希望读者能“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，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，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，康健诚实的赞颂，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。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，引起你们对于人生向上的憧憬，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。” 在谈到《边城》到底可给读者一点什么时，沈从文说，如果读者不被一些说教者蒙住眼睛和凝固了兴味，那么：“你接近我这个作品，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，不拘是什么；或一点忧愁，一点快乐，一点烦恼和惆怅，甚至与痛苦难堪，多少总得到一点点。你倘若毫无成见，还可以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，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，那不会使你堕落的！”细细品味这些话，就能体会到沈从文特有的那种“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。”沈从文的作品并不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“缺乏深度”，“没有深入到生活的底蕴”，是引人“向后看”。出现这些批评的原因，或许有文学论争的影响，有作家间的恩怨，但恐怕与没有好好地读沈从文作品不无关系，没有读出沈从文作品的好处来。沈从文颇有感叹，他说：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，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。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，照例那 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掉了。（《从文小说习作选集•代序》） 我们忽略的是“蕴藏”在清新的故事背后的“热情”，以及“隐伏”在朴实的文字背后的“悲痛”。为什么会“忽略”这些，恐怕与我们不了解沈从文有关。诚如他的儿子虎雏所说的：“我们不了解他”。 假如我们能比较多地了解沈从文：他的传奇的经历，他独到的人生感悟，他的“心与梦”，那就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，读出他作品的“好处”来。1988年，沈从文去世的消息传到瑞典，瑞典文学院的院士、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，在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中，称沈从文为“一个名副其实的伟大作家，也是一个伟大的人”，他的作品“是在寻求与全人类有关的问题的答案。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，没有沈从文，世界就要贫乏得多！”这话是值得揣摩的。 说起我们对沈从文知之甚少，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，就是沈从文的学识和才华。沈从文只上过小学，他说：“我文化是最低级的”。但沈从文不仅小说、散文写得好，评论也写得相当出色，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小说史，是地道的学者型作家。沈从文的书法好，字写得特别漂亮。80年代中期，北京大学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教员的书法作品选，汇集了许多北大知名学者的书法作品，有人评价说：沈尹默的字排第一位，第二位就是沈从文。沈从文的书法，尤其是草书，清新秀丽、遒劲潇洒。诗人荒芜称赞说：“对客挥毫小小斋，风流章草出新裁。可怜一管七分笔，写出兰亭醉墨来。” 沈从文喜绘画。画家黄永玉介绍说：“从文表叔有时画画，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……他提到某些工艺品的高妙之处，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。”沈从文喜爱音乐，小时侯学过吹号和击打锣鼓，后来会吹箫、弹琵琶、唱昆曲。他认为：音乐能拯救人们被毒害了的灵魂，能解除人的烦恼。他说，“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。”“一到音乐中，我就十分善良，完全和孩子们一样，整个变了。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，改造了自己，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似的。”沈从文的作品写得很美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洋溢着动静协调的美，这与他的绘画和音乐的才华不是没有联系的。解放后，沈从文从事瓷器、丝绸、服饰等物质文化史研究，用他的话来说接触的是绫罗绸缎，坛坛罐罐、花花朵朵，在物质文化史领域成就卓著。 总的说来，沈从文的艺术造诣高，涉及的领域宽，底蕴厚势，又特别勤奋，精进不懈，从而成就了他的事业。有人说沈从文是“天才”。沈从文说，“我是最不相信‘天才’的，学音乐或者什么别的也许有，搞文学的，不靠什么天才，至少我是毫无‘天才’，主要是耐心，改来改去，磨来磨去。”——这是他的经验。他从1924年就开始发表作品，但到1929年才比较成熟，文字才比较通顺。现代作家中有的人“一鸣惊人”，处女作就是成名作，代表作，起点就是顶点。沈从文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，值得钦敬。 | ||||||
| [关闭窗口] [大 中 小] [打印] | ||||||
|
您的位置：首页-> 湖南旅游指南-> 沈从文专栏 
相关新闻